工程成本与财务成本的区别
工程成本与财务核算成本的差异:
- 1.工程成本不含土地成本
- 2.财务核算成本要对不可售部分进行二次分摊
- 3.工程成本的会所等进建安,而财务核算进入公建下的建安
- 4.工程成本不考虑产品的成本,财务核算要拆分到产品
工程成本与财务核算成本的差异:
第一范式(1NF):属性具有原子性,不可再分解,即不能表中有表;(字段是最小的的单元不可再分
)
第二范式(2NF):唯一性约束,每条记录有唯一标示,所有的非主键字段均需依赖于主键字段;
第三范式(3NF):冗余性约束,非主键字段间不能相互依赖;
第四范式(4NF):消除表中的多值依赖
我们传统的虚拟机需要模拟整台机器包括硬件,每台虚拟机都需要有自己的操作系统,虚拟机一旦被开启,预分配给他的资源将全部被占用。,每一个虚拟机包括应用,必要的二进制和库,以及一个完整的用户操作系统。
容器技术是和我们的宿主机共享硬件资源及操作系统可以实现资源的动态分配。
容器包含应用和其所有的依赖包,但是与其他容器共享内核。容器在宿主机操作系统中,在用户空间以分离的进程运行。
数据挖掘(Data
Mining)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也就是指从大量的数据中通过算法搜索隐藏于其中信息的过程。这个定义包括好几层含义:数据源必须是真实的、大量的、含噪声的;发现的是用户感兴趣的知识;发现的知识要可接受、可理解、可运用;并不要求发现放之四海皆准的知识,仅支持特定的发现问题。通过统计、在线分析处理、情报检索、机器学习、专家系统(依靠过去的经验法则)和模式识别等诸多方法来实现上述目标。有时候放“马后炮”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史记》著者司马迁在《史记》书成后,向其友任安解释他甘受宫刑之奇耻大辱以求偷生于世的缘由的一封信,信中详述自己偷生只是为了完成《史记》大作。可惜这封信任安没能看到。在写下这封信以后,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便消失在了历史中,以至于我们现在尚不清楚他是怎么死的。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讬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另当别记的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等众人皆知之语,皆出于此篇《报任安书》。
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那就是:)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博弈论类似中国古代的纵横家,他们通过各种类似博弈的故事,建功立业。
而博弈论是在西方科学体系基础上的一种模型,把商场、生活、工作上的各种博弈,转化为数学模型,借鉴一些数学的方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不过,数学、物理模型的要义就是抛开次要因素,抓住核心要素来建立。但是,实际上,一些次要的因素的变化,往往会导致较大的差异结果。例如蝴蝶效应,所以实际上的博弈论并不能一概而论。再说,博弈论最难的地方就是在一个案例(事件)中抽象出对应的数学模型,还要找到核心的要素,保留核心的要素,剔除次要的因素,这要靠经验、水平了。
在实际生活中,有时候,经验比这些所谓的科学手段还更有效。一个人能根据经验,对一些形势、人性做出的判断,比通过博弈工具更直达事件本质。
再说,博弈总感觉是在术层面上的技巧(雕虫小技),而仁义、大智若愚这些大道层面上的思维,其实其境界更高。
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一种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对资源分配有所冲突的社会陷阱。这个字起源于英国作家威廉·佛司特·洛伊(William
Forster
Lloyd)在1833年讨论人口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比喻[1]。1968年时,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在期刊《科学》将这个概念加以发表、延伸,称为“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2]。而这个理论本身就如亚里斯多德所言:“那由最大人数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3]。
这样的比喻宣示著有限的资源注定因自由进用和不受限的要求而被过度剥削。这样的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源自于每一个个体都企求扩大自身可使用的资源,然而资源耗损的代价却转嫁所有可使用资源的人们。(可使用资源的群体数目可能远大于夺取资源的数目。)
哈丁的主要兴趣如同前人洛伊和马尔萨斯一般皆专注在人口学,尤其是人口成长所造成的问题。他的论述聚焦于有限资源的使用,例如空气与海洋资源,并指出污染的负面共享性。(他并非处理私人资源的蓄意污染,负面共享性是指公有资源被剥夺或污染所造成的共有损失。)
毒丸防御(英语:poison
pill),又称“股权摊薄反收购措施”或“股东权益计划”,是目标公司抵御恶意收购的一种防御措施,1982年由美国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律师行的并购律师马丁·利普顿(Martin
Lipton)发明,在美国是经过1985年特拉华州大法官法庭(Delaware Chancery
Court)的判决才被合法化的,由于它不需要股东的直接批准就可以实施,故在八十年代后期被广泛采用。
实施毒丸防御的公司,由公司董事会事先通过一项股权摊薄条款,一旦敌意方收购公司一定比例的股份(通常是10%至20%的股份),即触发该条款生效,使公司原有股东可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公司大量股份,从而抬高收购方的成本。
在过去20年里毒丸防御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反收购措施之一,在美国曾先后有2000多家公司采用毒丸防御,2001年搜狐就通过实施毒丸防御成功击退北大青鸟的恶意收购,搜狐在2001年8月3日收盘时的市值只有4867.1万美元,但通过实施毒丸防御,使得北大青鸟的收购成本高达27.812亿美元。
毒丸防御虽是防止敌意收购的有效措施,但却不利于公司治理,阻碍资本自由流通,尤其是公司在陷入困境或发生丑闻时重组成本高昂,一些公司评估机构也往往会给那些实施毒丸防御的公司较低的评级,所以近几年来被不少公司弃用。
其他抵御恶意收购的措施还有股份回购、白衣骑士、金色降落伞、银色降落伞、皇冠上的珍珠、焦土战术、帕克门、超级多数条款等等。